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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基金会(LAF)新景观宣言:景观设计及其未来发展峰会上,700多位景观
设计师阐述了个人宣言以及他们的理念,为未来50年新的景观宣言出一份力,作为LAF原始宣言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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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宣言发布于1966年,背景是美国产生重大政治和社会变革、环境退化的时代。
尽管该峰会的焦点在于打造一个新宣言以及该行业的构想,用于引导未来50年内景观设计师的工作,但会议另一个重点是回顾了过去50年景观设计行业所取得的成就。
会议通过对自1966年来美国景观设计作取得的成果的反思与讨论,形成了以下几个主题:
’美国环境危机蔓延到全球
原始宣言:“危机感将我们聚集起来。”
在其引言中,LAF负责人科纳·格雷(Kona Gray)很快地注意到在1966年宣言中,“这都是关于美国景观的。”原始宣言列举了这些关注点,如“伊利湖逐渐腐败,纽约市缺少水源,德拉瓦河盐分高,波托马克河污染严重、水泥堵塞。”土人设计的首席设计师、ASLA理事
俞孔坚表示1966年的美国环境描述与被最具影响力的景观设计师、原始宣言的合著者之一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所称作的“东方和谐”的亚洲水利文明情况形成强烈对比。然而50年后,俞孔坚与堪萨斯州立大学景观设计系的助理教授AlpaNawre一同被1950年的美国与当代中国和印度环境问题的相似点所震撼,这些国家的发展导致了史无前例规模的环境问题。
除了过去十几年里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的污染危机、环境退化以及栖息地稀缺外,人类诱发的气候变化和人口新型全球危机也逐渐出现并蔓延开来了。
景观设计师更具政治性
原始宣言:“我们保证我们的服务。我们需共同合作,解决危机。”
虽然1966年宣言不会直接影响政治,根据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ASLA理事的主讲嘉宾贝丝·梅耶(BethMeyer)、重要著作《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的作者伊恩·麦克哈格以及该宣言的其他合著者不仅对环境危机做出回应,还通过林顿·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改革为景观设计引入政治机会。
麦克哈格对约翰逊夫人的城市中美学和自然价值理念发展以及1965年5月自然美学白宫会议建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之后他将第一夫人和环境提倡者约翰逊夫人介绍为自己的粉丝。
梅耶之后讨论称他在1966年宣言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以景观设计师的身份影响并呼吁政界对环境问题监管的意识提高。就在4年之后,麦克哈格会在费城参加第一个地球日活动。该政治背景为过去50年许多主要的景观设计师的争论和互相支持提供了平台。这其中的一个案例是LAF峰会的
Martha Schwartz Partners事务所的创办人、ASLA理事玛莎·施瓦茨(Martha Schwartz)。在她的宣言当中,施瓦茨表示为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景观设计师必须通过成为“在线战士”恢复其政治机构,并重新建立起该专业的政治派别,从而能够“创建一个强有力的日程”。南加州大学景观设计系的主任凯利·香农(Kelly Shannon)也赞同这一观点,她建议景观设计师必须持续“主导社会运动以及引导政策制定。”
人类和公园重新回归城市
原始宣言:“美国大部分的城市居民正与自然的视觉和身体接触中分离开。”
在城市衰败严重的时代,1966年宣言对
城市设计没有起到任何指导作用。回顾过去的50年并相比他人而言, Gehl Architects事务所的负责人、ASLA的布莱恩·默克(Blaine Merker);Field Operations的创始人、ASLA的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经管设计系主任、ASLA荣誉会员查尔斯·瓦尔德海姆;以及SCAPE事务所的创始人、ASLA的凯特·奥尔夫等等将自己的宣言更集中在“倡导和扩张城市景观”的再现。
无论是采取哪种形式——城市生态规划、都市主义策略、建造绿色基础设施或新公园和广场——景观设计师在建造绿色公共空间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构建新型、愈发都市化发展方向。这种方面的成果有助于集约发展、推动城市可持续性以及保护城市周围的自然环境。正如科纳提倡的:“如果你喜欢自然,那就居住在城市中。”
对于其他人而言,景观设计回归城市——这一点让该学科远超1966年的定义——“应用自然科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以及PORT Urbanism合伙人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Marcincoski)讨论称景观设计已有效地“弱化了城市化的影响”,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是这样,但是现在必须能更好地预计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区域城市化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
对于蒂姆·达根(Tim Duggan)而言,这些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充满了机遇。他在发言中展示了他的工作成果:这些项目不仅具有环境效益,还包括“拥有在一个具有催化作用且可实现尺度上的发展机遇”,以为堪萨斯城和新奥尔良偏远社区的基础设施改造筹措资金并实施项目。
景观设计师呼吁公正
原始宣言:“人们对自然并非是无尽索取的。”
或许1966年宣言最轰动的评论之一是其对人类和自然争斗的强调。LAF负责人科纳·格雷(Kona Grey)是将1966年宣言6个白种男人签署者和2016年LAF峰会715位不同与会者之间的对比开始的。通过这场峰会,许多演讲嘉宾谈及了行业增长的多样化以及其服务的多样化社区的联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ASLA理事兰迪·赫斯特(Randy Hester)也参与了会议,他一直呼吁生态民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副教授大卫•高维尼尔(David Gouverneur)展示了他在全球南部非正式居住区中应用的方法。SCAPE事务所的创始人凯特·奥尔夫(Kate Orff)的作品证明合作性设计能同时建造社会和物理弹性。这些和许多其他努力显示了对于推动了环境公正发展的需求,和景观设计师一起服务人们以及供养人们的地域。
除了强调她名为‘景观人文’演讲中提到的的多样性问题,Sasaki事务所的一位主管吉娜·福特(Gina Ford)也鼓励其他人一起认识到人类不会再是自然的敌人,而是与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OLIN事务所的创始人、ASLA理事的劳里·欧林(Laurie Olin)引用了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巴克明斯特·富勒话语提醒与会者“自然的对立面是不存在的。”,然而在被称作“第六次大灭绝”期间,我们附属于自然的事实让ASLA荣誉会员、瑞尔森大学的教授尼娜·玛利亚·李斯特(Nina-MarieLister)发问:“在人类历史中,谁会照顾野生动
植物?”
从1966年宣言的不足中学到,2016年宣言必须为人类、生物以及议程的多样性做出回应,让景观设计师持续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景观设计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大了
原始景观宣言:“景观设计师独特地根植于自然科学当中。”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设计和规划系的荣誉教授、ASLA荣誉会员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通过意大利的一个记录视频传递自己的宣言,声称景观设计已经成长为非常多样化的实践。斯坦尼兹绘制了景观设计如何从一个多尺度实践开始,在小、中、和区域尺度之间变化,正如每个接下来的10年预期的需求一样。
虽然斯坦尼兹、凯利·香农和德克·西蒙建议要重新关注区域规模,得到麦克哈格及其同事的支持,其他人评估景观成功的点在较小项目的模型化,可全球复制。景观设计的概念也是有赞成和反对的人,一些人担忧传播的太薄弱,其他人接受景观设计师作为公共机构和相关专业的渗透者和策动者的概念。
生态研究被融入设计
原始宣言:“追求更棒的资源规划和设计的需求在扩张。”
虽然气候变化的全球危害产生新的、不太明显的挑战,LAF峰会的许多人意识到1966年宣言“改善美国环境”的呼吁已经以多种方式获得了回应。一些人讨论,景观设计师已经撰写过、提倡过以及开拓过生态景观设计项目,其影响也转变了。正如ASLA理事、Grupo de DiseñoUrbano事务所的运营总监马里奥·谢特兰(MarioSchjetnan)提到,“美国城市提升了空气质量、减少了土壤和水污染,改善了开放空间。”
在ASLA理事、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俞孔坚的宣言中,他谈到了“50年火、水、洪涝灾害的治理体验以及景观作为生存媒介的经验”因为新的可持续标准和原则如LEED和SITES,俞孔坚惊叹道“变化是惊人的。”他与别人一起呼吁通过全球实践“复制和开放新尺度”。
历史景观更加珍贵
原始宣言:“景观设计师在进行历史艺术的实践。”
ASLA理事查尔斯·伯恩鲍姆(Charles Birnbaum)提醒LAF峰会与会者,1966年也是历史保护法案通过的那一年,而且自1998年开始,伯恩鲍姆在记录和保护设计的景观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伯恩鲍姆而言,将文化价值放到现存的遗产景观上是增强景观设计师当代贡献的关键。
Heritage Landscapes公司的创始人、ASLA理事帕特丽夏·奥唐纳(Patricia O’Donnell)称赞了这一观点,她30年多来一直提倡“以文化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就像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的项目以及其历史性城市景观创意活动的相关作品一样,奥唐纳的工作典型的致力于如何发挥文化和古迹的持续力扩大公众参与。”
景观设计师成为主合作商
原始宣言:“没有‘独立的方案’,但许多方案彼此相连。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案或专用的万能药,需要多方合作。”
1966年宣言在将景观设计作为合作学科的构想方面领先于当时所处的时代。许多现代宣言表示景观设计师不仅从这些广阔合作中受益,同时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绿色城市和基础设施项目的领先力量。
虽然詹姆斯·科纳强调其公司在主要大型多学科项目中的作用,凯特·奥尔夫利用其宣言建议景观设计公司现在进行项目合作、聚集、组织和包容工作。正如LAF执行理事、ASLA理事芭芭拉·多伊奇(Barbara Deutsch)观察到的那样:没有考虑景观是不能获得可持续性的。
景观设计师们学会了如何简化并沟通复杂性
原始宣言:“一旦人们理解了景观设计的能力——环境的地理因素和影响因素,也是创造改变的决定性因素——人们便可以正确的解读景观设计。”
就在原始宣言公开仅3年后,伊恩·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一书便为接下来几十年景观设计师向更多群众介绍相关调查研究、知识体系和意见交流铺设了道路,并有助于社会了解我们这个一直变化的建筑和自然环境中的复杂问题。
从安妮•惠斯顿•斯本(Anne Whiston Spirn)所著的《The Granite Garden》到托马斯·雷纳(Thomas Rainer)和克劳迪娅·韦斯特(Claudia West)著作的《Planting in aPost-Wild World》,景观设计师在阐释环境复杂性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他的宣言中,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景观设计院前任院长德克·西蒙(Dirk Sijmons)在2016年的国际建筑双年展上介绍了对未来的展望,并动画模拟了北极地区的海上风能开发。
对于西蒙来说,“在大尺度的景观的调查和设计”的重点不是项目实施,重要的是对于人类历史上面对的挑战所需求的对于文化及政治影响的建设。”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景观设计更加多样化了。
在芭芭拉·多伊奇(Barbara Deutsch)的开场中,她强调景观设计领域仍然面临着多样性问题,但是该学科比1966年的时候更加多样化了,因为当时这个学科还主要是男性白种人。现如今,ASLA成员中已有36%的女性,白种人毕业生的比例也降低到68%。景观设计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全球呈现出10/1000的从业比例,但未来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吸引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进入到美国的景观设计领域。
*这篇博客由奈特·伍德发布,ASLA学生会员,2016届景观设计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
高银锋/译
原文链接:
https://dirt.asla.org/2016/06/16/the-new-landscape-declaration-visions-for-the-next-50-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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